一亿国人之痛(7) :维权之痛

听众朋友,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总数为世界之最,世界3亿多乙肝病毒携带者中,三分之一都分布在中国。分析其原因,医源性传染和母婴传播是主要问题。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还没有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献血等环节不严格,导致病毒大量传播。估计有30%的人是因为不安全注射感染的。最近几年,一次性注射器,母婴阻断技术和乙肝疫苗已开始普及,乙肝病毒的传播速度已经大大降低。但是,乙肝歧视这种严重的社会病并没有消除。在这最后一集的报道里,我们谈谈中国在反乙肝歧视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北京益仁平中心的陆军先生说:“乙肝病毒携带者投诉的欲望,起来维权的热情并不是很高。比如说我们的投诉(服务方面),大概一年接到的电话投诉只有几百个,邮件投诉还有网络上的投诉几百例。”
201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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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携带者出来维权投诉的比较少,与严重而普遍的乙肝歧视现状形成反差,主要是因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害怕健康隐私被泄露,导致更多的歧视。陆军先生说,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法律体系,诉讼制度,比如说公益诉讼的制度对于受害者进行维权非常的不利。”

陆军先生说,可喜的是,从2003年周一超杀人惨案发生之后,中国每年都有新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出来维权,北京的益仁平中心和肝胆相照论坛成为反映乙肝人群心声的两大阵地。在民间的呼吁下,反歧视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多成果,政府修改或废除了大部分可能造成乙肝歧视的法律法规。2010年,中国上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终于夙愿以偿,看到官方取消了在就业就学等常规体检中进行乙肝检测的要求,今年秋季的高考第一次不包括乙肝检测。就业领域的乙肝歧视现象虽然有所好转,但企业强制体检乙肝或者要求应聘者自愿体检乙肝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陆军先生说:“今天我们面临的窘境就告诉我们,即使中央政府修改了政策,但是到了地方政府那里不执行,照样还是歧视现象还是普遍存在,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头疼的问题。”

中国南方的体检代理马先生说,对于乙肝歧视,中央确实是反对的,但是地方政府的工作还是很欠缺:“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政府做的工作还是很欠缺。《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保障部2008年1月1号生效的,说如果用人单位以乙肝标志物作为体检标准,由劳动保障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第一个这个罚款额度太小,第二好像根本没有执行起来。”

中国一向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就是指这种中央的政令到地方执行不了的怪现象,就是媒体有时也不敢报道当地政府存在的问题。北京的法律专家李方平先生说,中国乙肝歧视现象屡禁不止,跟中国缺乏反歧视的专门法律有关系:“中国长期以来对人权这个概念是忽视的,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的劳动意识维权意识一直比较弱。这几年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法律观念的提升,大家才开始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整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反歧视的法律没有跟上,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反歧视的法律。”

中国缺乏反歧视的专门政府机构,也没有独立的工会,官方的工会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李方平先生说:“像香港或者其他的国家公平就业委员会,类似这样的机构,中国是没有的。”

李方平先生认为,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和民间组织一起,成立一个公平就业委员会:“公平就业委员会这么一个机构,供劳动者进行投诉,然后它去积极地查处,或者通过媒体反映这样的信息,或者通过这个一个委员会,向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去提供一些立法的完善。”

李方平先生同时敦促中国重视乙肝歧视问题,加强乙肝科普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实际上,加强乙肝科普知识,一直是卫生部反歧视工作的目标之一。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局副局长郝阳先生说:“我们还是应该进一步的宣传,目的是让这种现象越少越好,我们每年5月19号肝炎日,都经常是通过网络啊报纸啊,来宣传乙肝和其它肝炎防治知识,来避免对这些人歧视。”

尽管中国近年来做了很多反乙肝歧视方面的工作,但是民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乙肝问题的重视远远不够,比对艾滋病问题的重视要小得多。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在艾滋病问题上受到国际压力,但是中国的乙肝歧视问题还不为国际社会所知,还没有受到多少压力。中国反乙肝歧视志愿者小雷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加强乙肝知识宣传教育的经费:“中国有将近一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是国家每年投入乙肝科普的钱太少太少了,相比艾滋病而言,艾滋病在中国也就不超过100万,每年投入的钱是多少多少个亿,但是投入乙肝科普有多少呢?这个科普方面还没有跟上。”

中国在加强与乙肝有关的科普和法律知识教育的同时,也应该打击有关乙肝的虚假广告和夸大乙肝威胁的言论。中国有上亿乙肝病毒携带者,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医药市场。“乙肝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危及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安全”,这样的广告在中国各类媒体上比比皆是。错误的言论和夸大其辞的说法不仅来自广告商,药品生产厂家,有时还来自医院。比如,北京宣武医院体检中心去年在号召民众接受乙肝疫苗接种时,在门外打出的宣传牌子上说:“乙肝无形,传染无处不在”,“乙肝传染性比艾滋病毒的传染性强100倍”。马先生说:“每天电台报纸都是夸大乙肝威胁的,做一些虚假广告,导致乙肝歧视更多,就像某位专家说的,假的广告做多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在反乙肝歧视教育方面,中国社会还需对“健康歧视”的观念给予充分的讨论。目前,中国所说的“乙肝歧视”现象仅限于无症状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就是说,目前强调保护的仅仅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平等权,而不包括乙肝患者。河南中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党中勤医师说,乙肝患者等病人也不应遭到就业方面的歧视:“乙肝病人也有好的时候,他可以临床治愈啊,治愈了那不都是一样嘛!”

在中国的法律中,仍有许多条款把乙肝患者等几十种病人排除在公务员等各个岗位之外,这些条款为企业和教育机构拒绝这些人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这些条款还没有受到公开的挑战。在社会调查中,只有刚刚超过10%的人认为健康歧视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其它大部分人不把健康歧视当作一个问题。这显示,中国公众缺乏对健康歧视观念的认识。北京的法律专家李仁兵先生说,一个人患了病,可能需要休息,但不能因此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举例说:“很多精神病者被鉴定为精神病以后,就丧失了劳动权,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因为即使一个人患了精神病后,但是他还可以从事与他精神状况相适应的劳动岗位上去就业,他也有自己的劳动权的。”

在反歧视方面,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努力,也需要民间组织的工作,这是许多国家的经验。在这次节目的最后,我们看看中国反歧视方面民间组织的生存状况。李方平先生说,中国应该支持反歧视民间组织的发展:“要发挥民间NGO的作用。”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独立NGO也就是独立民间组织的发展成为敏感话题。无论是从事环境保护,艾滋病防治,还是反乙肝歧视的民间组织都生存在夹缝之中。陆军先生所在的北京益仁平中心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反歧视民间组织之一,特别是在反乙肝歧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陆军先生说,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开个会都不容易。常常事先已经预订好的酒店,迫于压力,又以种种理由,说不能租给他们开会使用。这样的事情,在过去两年中发生过7次。陆军先生说,这显示,并不是所有政府部门都支持他们的工作:“卫生部他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正面的,能够采纳我们这些意见和建议,能够修改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但是政府部门很多啊,有一些政府部门能够所谓的以人为本,但是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民生问题。”

大约在1年前,北京多个独立民间组织受到打压的情况下,北京市公安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人员以益仁平中心涉嫌从事“出版活动”为理由,将该中心的100份反歧视刊物抄走。另外,益仁平中心的网站和另一反歧视网站肝胆相照论坛多次遭到关闭。陆军先生说:“以前我们的网站多次被信息管理部门关闭,那它这个部门肯定是不支持。有时说我们备案方面有瑕疵啊,有时候我们去备案不给备案。”

显然,中国需要给与民间组织更多的生存空间。总之,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民间组织发展方面,中国的反歧视工作都有很长的路要走。2010年4月,一位叫陈康炳的男子闯入广东湛江一所小学内,砍伤16名师生。外界分析认为,身为小学教师的陈康炳因为患乙型肝炎长期受到歧视,是他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之一。这一案件再次敲响了中国反乙肝歧视的警钟。中国需要切实采取措施,保障上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平等权,让所有人不管健康条件如何,都出发在同一起跑线上,让每个人都享受到做人的基本尊严。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所作的乙肝歧视系列报道最后一集,谢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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