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经济学人》简单化的扎西次仁先生(唯色)

201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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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为《经济学人》关于扎西次仁先生的讣告截图。】
【图片为《经济学人》关于扎西次仁先生的讣告截图。】

本月5日,著名的藏人知识分子扎西次仁先生在拉萨去世。十五天后,《经济学人》发表讣告。之前与我联系,要了扎西次仁先生的一张照片,是十年前王力雄在他家拍摄的。照片上,扎西次仁先生望着前方侃侃而谈,显得充满自信,而印着星条旗的T恤和卡其色夹克外套,又令他具有时尚的活力。那时他已75岁。

朋友翻译了讣告发给我。我读后很惊讶。作为认识扎西次仁先生长达十三年的一位藏人(或者算是现代藏人吧),我认为这篇讣告写得比较糟糕,就像是出自中国官媒的英文文宣,使得扎西次仁先生俨然成了“翻身农奴得解放”的代表,而带去了革命和“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甚至连一根针”也不拿的“解放者”,只是偶尔会不可避免地犯错,以至于获得“解放”的西藏“没自由但平等”(Not liberty, but equality)。真不知道《经济学人》是怎么认识“自由”与“平等”的,难道这意思是,监狱中的死刑犯在死刑面前一律平等吗?

讣告对扎西次仁先生的自传断章取义,只是渲染他最初对中国共产党的迷思,而不提及他后来的变化,使得讣告中的扎西次仁先生更像是活在他的二三十岁,而不是事实上的85岁。说实在的,如果把达赖喇嘛自传断章取义,也可能会让人觉得他毕生崇拜毛泽东。讣告还误读自传中引述的某位贵族(其实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所说的,藏人分为“吃糌粑的人和吃屎的人”两种,实际上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一种藏人有自己的民族认同,所以被比喻为“吃糌粑的人”,而一种藏人是出卖民族的畜生,所以被比喻为“吃屎的人”。我们都知道,“糌粑”并不只是指用西藏特有的粮食作物——青稞炒磨的主食,在藏人的文化中,糌粑还象征着民族属性,意味着民族认同,如果问你“吃不吃糌粑”,如同问你是不是藏人,也因此,每次爆发抗议时,会喊这句话:“吃糌粑的出来”。

不过我并不是非要对《经济学人》吹毛求疵,更无意要求《经济学人》有所认识或表示。全世界都知道《经济学人》向来比较酷,不轻易赞人也不太乐意承认失误。据说《经济学人》对流亡西藏最慷慨的评价,只说那是世界上最严肃的流亡政府。所以当我收到写这篇讣告的《经济学人》资深编辑Ann Wroe女士及图片编辑的邮件不免感到意外。Ann Wroe女士解释说差不多所有文字,包括对扎西次仁先生在不同时期的心态描述都是出自他的自传。可是,自传完成于1996年,当时扎西次仁先生67岁,而通常意义上的讣告,应该是对一个人的一生进行盖棺论定,否则不完整。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不怪《经济学人》幼稚,而是因为扎西次仁先生本人太复杂——这倒恰如讣告题记:“扎西次仁,现代西藏困境的典范”(Tashi Tsering, exemplar of the dilemmas of modern Tibet)——无论他的人生道路、人生际遇以及他的超前思想和超乎寻常的行为,都无法被简单化或脸谱化。或有可能Ann Wroe女士并没见过扎西次仁先生,即便见过,也应是泛泛。

而在得知扎西次仁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用了整整十天,重读了他口述、美国学者记录的两本书:一本口述他在“旧西藏”和“新西藏”的大半生,包括在印度和美国求学的经历,中译本名为《西藏是我家》(香港版);一本口述他从1986年起,以他的家乡为起点,在卫藏许多乡村兴办小学和职业学校,中译本名为《西藏兴学记》。我还找出从2001年起,多年来与他见面时拍摄的许多照片,以及王力雄与他交谈的日记。同时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越写越长,写到八千多字还觉得不充分,很肤浅。其实我当年就写过一篇有关他的文章,那时还不认识他,所以会在结尾写道:“若有一天能见到这位老人,我想问他一个问题,虽然旧西藏的‘旧日权贵’把他这位‘西藏的民族主义者’关在门外,可是新西藏却将满腔热忱的他关在监狱里,他又如何辨别这二者的无常哪个更悲哀呢?”

在刚完成的长文中,我对扎西次仁先生的简介包括:“这位生于曾经自主自足的西藏农户人家,却长在西藏被无法抗拒的强力撕裂状态中的藏人扎西次仁”;“……出生于卫藏乡村却有着无比‘坚强的求知欲’的他,小时候就把去拉萨当作人生转变的契机,后来去印度学习英文,又去美国的大学‘像疯子一样地用功读书’,并受到‘天真和愚蠢的乐观主义’驱动,于1964年一意孤行地返回,渴望把学到的知识报效巨变后的西藏,‘设法协助我的那些在共产主义环境中的同胞’,结果却被声称‘解放西藏’的中国共产党放在连千年前的杜甫都写过‘尘埃不见咸阳桥’的咸阳……”

其实我想陈述的是这个事实:扎西次仁先生是在人生最好年华即35岁时从美国回来的,然而他直到52岁才终于被允许返回拉萨,这期间他被定罪“美国间谍”、“藏独分子”,分别被关在咸阳、长武和拉萨的监狱共计五年零七个月,而不是《经济学人》的讣告所说的坐牢十一年,关于这,他的自传写得很清楚。Ann Wroe女士解释说这是由他软禁在家开始计算,可这显然语义不清楚,也与事实不符。除去坐牢的时光,其余岁月他是在被监视、被告密、被洗脑、挨批斗、关牛棚、下牢狱、服劳役、务劳工,以及他积极参加“革命”,跟红卫兵一起去北京朝拜毛泽东、去拉萨“分享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等等诸如此类的、不得不浪费生命的苦难和荒诞中度过,历时十一年,合计十七年。人生能有几个十七年?人生会有几个如讣告所言的那种“沒自由,但平等”的十七年?

我并非只是动感情地批评《经济学人》或者类似的对扎西次仁先生如此简单化的概括。我比他年轻三十六岁,我出生在、成长在被“解放”的“新西藏”,属于与扎西次仁先生完全不同却本应该符合他的理想的那种西藏人。但是,为何我会在十三年前,激动不已地连夜读完他的自传?为何会去拜访他,听他讲述理想与抱负在跟现实遭遇时却被屡屡打击,而他依然不屈不挠地奋斗?为何会从他那里获得对“旧西藏”与“新西藏”的认识与感悟,从而改变我曾被洗脑而形成的那些谬见呢?其实我知道,我非常清楚,在本质上,我与扎西次仁先生的这份感情是一样的:“西藏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观念或一种抽象的词语;那是一个地方——我的家”。

我很想告诉《经济学人》或更多的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扎西次仁先生去世前三年的一件真事,我认为比一万个报道都更能说明所谓的“现代西藏困境”。当然这也是我那篇献给他的文章中的其中一个故事:

“2011年夏天,我和王力雄回到拉萨,有天转了一圈帕廓后就径直去了附近的扎西次仁先生家,他刚接待了几个客人,身穿天蓝色的冲锋衣,看上去精神、气色都不错。他翻出一页纸给我们看,上面用藏、汉、英三种文字写着‘西藏扎西次仁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他很开心地挥舞着手说,‘我扎西次仁的理想就是希望西藏的孩子们都能上学、念书,我扎西次仁一直在奋斗,也取得了成功,拍我的纪录片最近在CCTV 4播出了。’可是,在我们与他告别时,他突然拥抱着我泣不成声,全然没有先前的骄傲和满足,颤抖着的衰老身体传达出无法言表的痛苦,令我手足无措,内心震惊。我喃喃着‘格啦叙啊,格啦叙啊(藏语的告别语,先生你在的意思)’慌乱离去,直到走在阳光灿烂、中国游客与军警密布的大街上才潸然泪下。

“格啦他为何哭泣呢?这个受尽苦难却超级坚强的人,支撑毕生的信念是希望自己的故乡与人民能够变得现代化,且又‘必须拼命确保我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传统’,那么,他是因为理想被冷酷的现实摧毁而痛哭吗?当我含泪回头,在可以了望整个大昭寺广场的他家屋顶上,两名手持钢枪的狙击手从2008年3月的抗议之后就站在那里,等于就是日日夜夜踩踏着他的头颅。”

——直到他去世,那些持枪的兵踩他的头,踩了六年多。

2014年12月23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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