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行动(二)(唯色)

201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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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1966年8月24日,“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尊者达赖喇嘛语)即拉萨大昭寺,被当成“四旧”遭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坏。(摄影泽仁多吉)
图说:1966年8月24日,“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尊者达赖喇嘛语)即拉萨大昭寺,被当成“四旧”遭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坏。(摄影泽仁多吉)

拉萨最早的学生红卫兵组织出现于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成立于1966年3月的西藏师范学校,大多数学生来自西藏各地的农村和牧区,文化水平很低,处于扫盲阶段;也有一些因为形势突变而离开寺院的还俗僧人在此学习。这所学校的前身为创办于1951年的藏文干部培训班,1985年升格为西藏大学。

创办于1956年的拉萨中学,最初一度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担任名誉校长、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担任校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非私塾性质、非寺院学校性质的中学,从当时拉萨仅有的三所小学即拉萨第一小学、拉萨第二小学和拉萨第三小学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级升到高中,其师资力量很强,除了教授藏文的老师是藏人(基本上是在“旧西藏”接受过寺院或私塾教育的上层人士),其余主要科目的老师都是毕业于中国各地高等学府的汉人,有的还是中国一些大学的教师,或因出身不好或有所谓的政治问题而被“发配”进藏,但许多人是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从中國各地奔向西藏的,陶长松就是其中之一。

陶长松是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文革伊始登高一呼,从此一跃登上那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达数年之久。他是率领学生们破“四旧”的带队老师,不久当上拉萨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其对立面是简称“大联指”的“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的总司令。以至许多在西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不论藏人还是汉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陶司令”,他的名字甚至成为“造总”的口号:“青松不老,造总不倒”,这一口号在当时被翻译成藏语,至今还有不少藏人记得。后来还曾坐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的官位,却又随着文革结束沦为阶下囚,接受审查一年多。一九八0年代中期以后,以学者身份退居书斋,曾经担任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副主编、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后返回汉地养老。因为通晓藏文,曾协助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写《西藏灾异志》一书。

他是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进藏。与他同批进藏的同学三十人只有三人留在拉萨工作。他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这也正是他组建拉萨红卫兵和“造总”的资本。教过的许多学生至今尊敬他,说他有学问,尤其对他自学藏语达到一定水平甚为钦佩。不过也有学生对他不满,认为他在政治上投机。

比如我采访过的一位当年西藏民院的红卫兵说起陶长松:“他是‘造总’的总司令,是整个拉萨造反派里面最大的头儿。他的威望很高。这个人很有水平,但在当时我就见不到他,我属于小兵、喽罗一类,还见不到那么大的头儿。”

一位曾是陶长松在西藏社科院的同事说道:“……他是1960年代初期来到拉萨的,现在差不多63、64岁了。本来早该退休了,但他如果走了,社科院就没有人写东西了,所以社科院跟他签了合同,让他多留三年。他这个人还是很有本事的,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左右西藏局势的人?当时整个西藏由两派控制,区党委的头头都靠边站了,他是‘造总’的头头,能量很大的。”

2001年,我两度访问陶长松时,仍在拉萨居住的他年过六旬,虽已退休仍被西藏社科院聘请,主持政府的一些项目课题研究。三十多年过去,清癯依然的他还是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实在无从想像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地威风凜凜。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类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靜、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來越激越的语调和越來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題是西藏文革的缘故。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

关于拉萨红卫兵的出现,陶长松直率地说:“西藏地区要成立红卫兵,这是新生事物,当时这些学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在拉萨中学是个年轻教师,也有些影响,我实际上也就负责了这个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具体日子真的说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泽东于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后就成立了。

“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学生,因为内地都是中学生嘛。拉中领头的可以说是我,师校(西藏师范学校的简称)领头的是个外号叫‘米米’的藏族男教师。不过因为我曾经在师校上过课,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也比较听从我。但后来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红卫兵很时髦,所以到处都是红卫兵,居民最多,单位里也很多。这也是因为毛主席一下令,全国都要动起来。”

我采访过原拉萨中学学生、“牛鬼蛇神”的后人,后来是西藏摄影家协会主席的德木·旺久多吉。他说:“拉萨的红卫兵产生于1966年8月。学校里组织红卫兵的是几个老师,像陶长松、谢方艺。那时候拉中的老师都是不得了的。……文革刚开始时,老师起的作用很大,到后来老师和学生的作用都差不多了。像‘造总’和‘大联指’这两派就各有几个拉中的老师和学生当头头。‘造总’里面有一个由骨干分子组成的组织,叫‘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教师里有陶长松、谢方艺等,学生里有穷达等都是头头。这不,老师和学生都平起平坐了。当时在拉萨也流行这些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红卫兵在大昭寺破“四旧”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其它事情记忆力惊人的陶长松对此却泛泛而谈。

他说:“我们并不是冲着砸寺院去的,我本人尤其不同意这么干,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文物,需要保护。而寺院被砸,主要还是跟普通群众有关系,他们也混在红卫兵的里面进去了。红卫兵更多是在那些磕长头的人身上贴标语,说他们的行为是封建迷信,很快磕长头的就见不到了。有时去寺院骚扰一下也是有的,当成“四旧”嘛。但对于红卫兵来说,即使砸寺院也并非乱砸一气,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们去砸的时候都一一做了登记。

“去大昭寺那次其实在里面的时间并不长,宣传部派人对我们说,总理(指周恩来)有指示要保护,我们马上就撤出来了,后来很有可能是居委会的红卫兵又进去过。其实我们去大昭寺就没怎么动,很快我们就出来了,因为周总理有电报。说句老实话,红卫兵还是很听话的,给大家讲清楚也就没什么了。当时大昭寺是被砸了一点,但没有全部砸得只剩下释迦牟尼一尊像。”

周恩来的这项指示具体不详,从采访中获知是阻止砸大昭寺的指示,但并不包括其它寺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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