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江棋生:六四30周年感言

2019-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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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30周年了。

30年后的今天,一个关于六四的重要史实值得我再次对其聚焦、将其剖析。这一事实是:把六四事件定性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中国政府,一直怕六四、躲六四;除了在极个别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去触碰六四,提及六四。我在《重要的是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六四5周年感言》中曾写道:我揣摩当局的心态,是巴不得每年的日历从出厂时就没有6月4日这一页。30年来的史实表明,他们的心态还真就是这样的。

极度怕六四躲六四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为“事已做绝”(李锐语),且做得很无耻,故而心亏得慌,“何以对天下”(李锐语)。

当年的中国政府,对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请愿和抗议很不爽,很恼火,一心想把他们收拾掉——这是谁都知道、也是不难理解的。出于对“历史没有如果,但反思历史不能没有如果”的理性认知,我想说,如果当年是动用棍棒、高压水枪和橡皮子弹去实现“清场”的,则他们的亏心程度势将大为减轻。而如果当年是直言警告“你们还赖在广场上不走,我们将子弹伺候!”后再开枪杀人的,他们也不至于亏心到如此之地步。编织弥天大谎“发生反革命暴乱”,将其加罪于手无寸铁的民众后再挥刀屠城——这种杀人的亏心度,深不可测。

干坏事的人心亏得慌,决定了无论他们多么处心积虑地掩盖真相、抹去记忆,把六四弄得似乎从未发生过一样,正义的历史法庭也必将会呜锣升堂,标志历史转捩点的历史大审判也必将会到来,虽然现在还未到来。

六四事件后,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曾在《纽约时报》上以“中国将永远不再一样”为题撰文,表达了他对六四屠杀的震惊。他在文中痛切地写道:杀害学生和市民让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的一代人心碎。而今天我要说的是,杀害学生和市民也使“谋求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政治主张,从此成为八九民运不少参与者和其他人士的核心诉求。

在八九民运中,要求共产党“反腐败、反官倒,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是绝对的主流政见,只有很少很少的参与者认为“共产党必须下台,一党专政必须让位于民主宪政”,并且他们几乎都只是私下而未曾公开表达过这样的政见。

六四屠杀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参与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制度根本变革论者。

中国国内异议者群体中的八九民运参与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制度根本变革论者。

中国国内并未成为异议人士的八九民运参与者,如《爱尔镇书生》的作者曹旭云等,成了制度根本变革论者。

赵紫阳、鲍彤、胡绩伟、李锐、朱厚泽等,成了制度根本变革论者。

《零八宪章》发起者、签名者群体中的八九民运参与者和未参与者,无一例外都是制度根本变革论者。这是因为,《零八宪章》直言不讳地要求“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

中国的制度根本变革论者持有一些很基本的政治信念。在六四30周年到来之际,我特别想言说其中的两个基本信念:

一、中国大陆民众不是只配永远生活在专政制度下的人类族群

虽然与台湾民众相比,与韩国民众相比,与前苏联和东欧的民众相比,中国大陆民众在实现民主转型的历史征程中落伍了,但是,他们同样会愈来愈明白,宪政不是将陷中国大陆于万劫不复之地的洪水猛兽,而是彰显现代政治文明精华的良好制度安排。与地球上的其他人类族群一样,中国大陆民众同样有资格生活在宪政制度之下。而中国大陆民众也迟早会历经万难,在中国大陆上建成合格、健全的宪政制度。

二、用宪政取代专政,才有可能使中国从一个创新能力深度匮乏的国家,变成拥有丰沛原创驱动力的国家。

在2018年学生毕业典礼上,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教授作了一个很不错的讲话。就“围绕创新问题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他直率地坦言道:在国家层面,我们必须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和制度安排。接着,他进一步论述了问题的要害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什么?二十几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竞争,即看谁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安排,创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经营、自主选择和自主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身在体制内的李晓先生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应当说是颇为难得了。然而,中国的制度根本变革论者自然更能把李晓不想说或不敢说的话说透、说清楚、说到位。他们早就明确认定,“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安排”正是一党专政的基本社会制度。而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李晓先生所钟情和心仪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乃是无法创建出来的。

六四事件30周年了。作为一个愿意也敢于直面六四的人,写下自己心中的一些感言,或可视为家国情怀的一种表露;不过,也更是对至今不能安息的六四英魂的一种祭奠吧。

2019年5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5月29日播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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